第一章 前言
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度。在中国古典文献的经、史、子、集四个门类中，史占其一，如果按照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即是其中地位突出且影响很大的一部。
《通鉴》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领导编撰的一部大型编年通史。司马光十二月书成，历时十九年有余。据李裕民考证，在撰著分工中，战国、秦汉部分由司马光负责，两汉部分由刘
该书记述时间长且体制庞大。在历史记述上，它上起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书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这部分计有二百九十四卷。其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为了检索方便，又以时间为经，以国家为纬，编《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编《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这样的体制规模足以称得上皇皇巨著，而且各个部分的功能配合得当，给读者以很大的方便，足见著者用心之良苦与功底之深厚。
《通鉴》的史料来源复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在谈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说：“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鸾李焘《巽岩集》也说：“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而据李裕民研究，该著采正史二十五种，编年三十一种，谱录十一种，别史五十六种，杂史七十三种，传记四十二种，奏议三十五种，地理十三种，小说十六种，诸子十二种。魏晋南北朝部分尤其是唐、五代部分参引正史之外的书最多。不过，其所据史料中最主要的还是正史。该著对于正史中的原始史料，几乎全盘照搬，但不得已时也会做出适当修改。由于司马光删繁就简的初衷，《通鉴》对原始史料进行大量删减势在必行。正因为如此，读者在把《通鉴》作为史料引用时最好找原文来核对一下，或参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此确定史料的可靠性。在纪事年代上若有疑虑，可参看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
《通鉴》的史学成就是巨大的。明代胡应麟认为：“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间有续者数家，而弗能详也。”该著所录帝王将相不过美隐恶，不防闲避讳，一依其本来面目直录直书，善恶得失由读者自己去评判鉴别。其贡献之二是创新史料考异法。由于该著史料来源广泛多样，正误参互、彼此抵牾之处甚多。司马光及其助手不愧为良史，面对这种情况，画册外包他们考证异同，去伪存真。当然这一做法并非起于司马光，然而其《资治通鉴考异》则是中国历史学上第一部考史专著，严格意义上的史料考异法便发源于此，故对后世影响很大。诚然，一部优秀史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兹仅择其要者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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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多从史学角度看待《通鉴》，实际上该书内涵丰饶，可以从多角度汲取营养，最切近的莫过于文学角度。中国史著的伟大之处不单单在于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更在于这类记录的文字充满了美的因素。我们在阅读史著时被历史事件所震撼，被人物形象、人物命运所打动，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字之美。所以不夸张地说，《通鉴》的各位著者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该著善于叙事，前代史著中各种叙事方法和手段都可以从中找到，即使由于编年体例的限制，一个历史事件不得已被分别编入不同的年份，但是如果合而观之，仍可以看到事件的紧密连续性，表现出著者保持事件完整性的意识，与《左传》极为相似。再者，由于历史事件头绪繁多，给叙事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著者使用各种手段使原本密集发生且纠缠绕结的各个事件显得有条不紊，表现出高超的叙事才能。《通鉴》也有小说和野史中常见的传奇情节和细节描写，这些部分可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通鉴》也善于写人。人物是历史事件的承担者，但并不是一个干瘪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该书最出色之处不仅在叙事，更在于雕塑了一大批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从帝王至奴婢各色人等，几乎人各一面。此外，该著的语言也非常丰富并有符合叙述语境的个性。最重要的是，《通鉴》重视文字的简洁性，删繁就简的编著目的使得语言比起原著来更加精练。
编写这部史书，本是为了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读本。南宋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简直把该书视为无论贵贱、人人必读的经典之作。
《通鉴》的大行天下，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关系密切。胡三省，宋末元初台州宁海人，史学家。宋理宗宝
《通鉴》版本比较多，兹不赘述。本书原文所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二十册本。该书汇集宋、元、明各本之长，由“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是目前最好的本子。
《通鉴》卷帙浩繁，全注全译固然好，但如果考虑到可读性和时效性，当然还是选本的效果更好。既然是选本，就应设定一个原则，本书的原则就是尽量照顾记事记人的完整性和典范性，本书所选篇卷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诚然，为《通鉴》做注做译，前人固已有之，但本书所做的注译在借鉴前人成果、化繁为简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时代性，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因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尚多，还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郝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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